翻译问题多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不说市场经济、出版机制等客观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并不关涉根本。我想说的是译者的主观原因。在众多的主观原因中,译德的缺失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大量的低水平重译也不值得我们多费笔墨口舌。
翻译问题多多,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我这里不说市场经济、出版机制等客观原因,因为这些原因并不关涉根本。我想说的是译者的主观原因。在众多的主观原因中,译德的缺失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大量的低水平重译也不值得我们多费笔墨口舌。我这里要说的是翻译理念的混乱和基础研究的缺失,这是一般文学翻译中两个至为重要,但又很容易被忽略的学术问题。
时至今日,文学翻译理论犹如文学理论早已是五花八门。从信、达、雅到意译或直译,再到神似或形似或神形兼备,乃至化境或误读之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归根结底,翻译是将文本从一种文字移植至另一种文字,因此译者通晓两种文字乃至多种文字是较为基本的硬道理。但事实上单凭语言是不够的。文学翻译毕竟不是简单的文字翻译。文学,尤其是文学**,其风格、意境往往不是词典可以解决的,更令翻译机器望洋兴叹。那么,如何才能把握原著风格、意境并尽可能使之与译文接近?这便要求我们解决作为基础的案头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我们可以暂且忘掉林林总总的翻译理念,却不可以不对原著作一番基础研究。在此,我不妨举例说明。
**个例子是较为遥远的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等在译者们的带领下走遍世界各地,声名远播,成为优柔寡断、郁郁寡欢的代名词。然而,英国莎学专家宝琳·基尔南经过多年的悉心研究,认为莎士比亚为迎合世风、招揽观众,在其悲剧中安插了大量逗人发笑的各色佐料,甚至咸湿撩人的性指涉。而这些由文艺复兴推动的喜剧因素却未能在多数中译莎士比亚悲剧中体现出来。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或可说明文学翻译的难度。